图为部分涉案赃物
2013年以来，辽宁省加大对医疗行业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先后查处了辽宁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张立洲、原副院长梁宇恒、罗俊生、附属第三医院原院长王志铭，鞍山市中心医院原党委书记王旭和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原院长冯虹等违纪违法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这些曾在辽宁医疗行业“大名鼎鼎”的专家，何以在利益诱惑面前迷失，堕落成令人不齿的腐败分子？这些曾用高超医术救治病患的白衣战士，又何以让贪欲的因子在灵魂深处逐步癌变成难以治愈的毒瘤，最终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前程？
1 信念坍塌，丧失了共产党员立命修身之本
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张立洲、罗俊生、冯虹等人的腐化变质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张立洲是这些落马腐败分子中职务最高的，在任辽宁医学院党委书记之前，还曾在学院担任过10年纪委书记。他也曾严格要求自己，并以清廉为荣，然而随着退休年龄将至，开始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打算”。当下属说着感激的话语，拿出厚厚的红包，诉说着职务调动的请求，张立洲嘴上说：“我不是为了收钱才提拔你，你要是工作不行还是不能提”，心里却想着：“收人钱财就要给人办事”。为保险起见，他提拔了一些确实有能力的自己信得过的人。这个过程中，金钱成了提拔的“加速剂”。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可身为学院党委书记、手握人事权的张立洲却把选人用人当成一种利益交换的工具。
思想的防线一旦松动，私心杂念占了上风，曾经严格遵守的纪律和规矩就会被打破。2008年至2012年，张立洲先后收受梁宇恒、罗俊生、王志铭等3人贿赂，并助推罗俊生和梁宇恒分别从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和第三医院院长的岗位上提拔为辽宁医学院副院长，官至副厅级；把王志铭从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提拔为院长，官至正处级。
罗俊生的落马也绝非偶然，正是价值观的偏离让他离最初的理想越来越远。出生于辽阳偏僻农村的罗俊生从不掩饰自己对名利的渴望，他办公桌上始终摆放着一件猴子站在马背上的雕塑，寓意“马上封侯”。获取名利无可厚非，只不过，智者走正道获取名利走向成功，而愚者从邪路追逐名利迷失自我。
曾经，凭着刻苦钻研和不懈奋斗，在组织的培养下，罗俊生不仅攻读了博士学位，成为神经外科教授，38岁时摘得中国医疗行业最高奖“中国医师奖”，2012年入选中组部、人社部“百千万特殊人才计划”百人人选。罗俊生的理想是当上院士，成为医疗行业的领军人物。倘若，罗俊生继续脚踏实地做学问，也许离成功并不遥远，然而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偏离，掉入了“想要进步，就得捞钱开路”的泥坑。自当上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后，面对蜂拥而至的药商、医疗器械商，他俨然成为一名商人。经过一场场“暗度陈仓”的“谈判”，一笔笔巨额“回扣”便装进了个人腰包。其中，仅2011年，医院购置价值千万元的某医疗设备，罗俊生从中捞取“回扣”上百万元。
当罗俊生想用金钱铺就通往成功的“捷径”时，悲剧的种子也随着贪欲膨胀而悄然生长。在担任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期间，无论是药品、医疗器械采购，还是工程建设招投标、干部人事调动，只要是权力能及的地方，他都染指其中，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总金额超千万元人民币。这些钱，都成了把他送上法庭的罪证。
如何面对个人的进退留转，往往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坚强与否的试金石。梁宇恒却没能经受住这个考验。早在31岁时，梁宇恒就担任原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可谓年轻有为。然而在接连的几次职务调整中，梁宇恒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心态逐渐失衡。他后来说：“我认为失败是因为自己不会来事儿，于是我的内心深处对原来那些深恶痛绝的贪腐现象慢慢变得容忍甚至效仿了。”思想的约束一旦放松，就一发而不可收。
冯虹“落马”前是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是沈阳市及全国人大代表。就是这样一个在人代会上侃侃而谈医疗改革，大讲特讲为人民服务的医疗专家，家中客厅及卧室的显眼位置，竟供奉着佛像、摆放着宗教用品和算命书籍。在她家房门的上方，还粘贴着特意从外地“请”来的符咒。甚至当冯虹感到组织要对她的违纪违法问题进行调查时，还跑去找所谓的“大仙”占卜吉凶。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而张立洲、罗俊生、梁宇恒、冯虹等人，他们或被名利所俘获，或被奢华生活所诱惑，不信马列信鬼神，信奉金钱至上的庸俗关系学，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最终走上为人民所不齿的腐败之路。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以谨慎之心对待权力，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以警惕之心对待诱惑；始终牢记自己是有着特殊政治职责的公民，要模范遵守党纪国法，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尤其在邪风、诱惑面前，更要保持定力，拒腐蚀、永不沾，挺直共产党员的“精神脊梁”。
2 规避监督，滥用权力让他们在贪腐之路上渐行渐远
罗俊生、梁宇恒、冯虹等人身为医疗卫生行业的资深专家、一院之长，本应带头廉洁行医，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然而贪欲让他们失去敬畏之心，无视党纪国法，无视党和政府关于纠正医疗卫生行业不正之风的若干规定，把自己当作“特殊人”，凌驾于制度规定之上，恣意用权、独断专行。尤其是丧失医德，把治病救人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当作捞取“回扣”的载体，索取无度。
据查，梁宇恒、罗俊生、王志铭、王旭、冯虹等人利用手中权力，多次收受贿赂，有的数额之大甚至超千万元。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现实中，对于这些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既“软”又“远”，更主要的是他们拒绝监督，想方设法逃避监督，成为躲开组织和群众监督的“特殊人”。罗俊生在反思自己的问题时就说：“我在医院基本就是说‘YES’或‘NO’，我决定的事没有人提反对意见。”
手握重权，又缺乏监督约束，这无异于野马脱缰。不仅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有“回扣”，工程建设领域也成了这些人敛财的膏腴之地。某设计院院长为了尽快获得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改扩建办公楼的设计费，一次就送给冯虹设计费“回扣”二十多万元。冯虹也曾惊惶失措，可该院长一句“这是你该得的，拿着吧”，就让冯虹打消了顾虑。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第三医院新建办公楼期间，罗俊生和梁宇恒2人分别收受工程建筑商贿赂款百万元。
这些涉案院长手中的权力之大，还体现在用人上。冯虹、罗俊生、梁宇恒所在的医院都有上千人，人员进入、干部提拔，决定权都在他们手里。对于外界所传“进一个人拿多少钱”的相应价码，从没否认过。“都是感谢，顺其自然”成为他们一致的托辞，而收受的贿赂金额也逐渐增加。据查，冯虹在担任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院长期间，仅用人方面就受贿百万余元。罗俊生在担任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期间，先后为本单位多人工作提职调动提供帮助和关照，收取大量现金、银行卡、存折。办案人员找到罗俊生收受的那些卡和存折时，行贿人提供的密码纸条还明晃晃地附在上面。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对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必须严加约束，强化监督，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严是爱，松是害。对于那些有能力有水平又处于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有关部门和领导必须“常拽袖子”勤提醒，该“捅破窗户纸”就绝不留情。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就必须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守纪律、讲规矩，牢记权力来自于人民，要服务于人民，更要接受人民的监督。
3 信奉“潜规则”，让他们身陷泥潭无力自拔
剖析梁宇恒、罗俊生、王志铭、王旭、冯虹等人的犯罪事实发现，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的医院，犯罪金额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医院一把手，却都在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工程建设招投标以及干部人事安排方面触犯了党纪国法，收受巨额贿赂。令人震惊的是，在工作人员找他们谈话时，他们还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不过是按“规矩”办事，现在都这样，不能坏了“规矩”。
他们把与党纪国法不相容的“潜规则”当作了“规矩”。就是这样的“规矩”，让冯虹面对诸多送钱的人时都心烦意乱，“恶心”了。她说：“有时候一堆人找你办事，每人给你一万两万的，都有点儿闹心了，怎么又有人拿钱来了？就恶心了，不是看钱恶心了，就那种说不出的感觉，非常烦躁。”
一个非要送，一个好像不得不拿。那么药商和院长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王旭在接受组织审查时，说出了下面这番话：“这事就像到医院做手术给红包一样，其实药商不给我钱，该进的药也一样进。但药商怕影响赚钱，就想先把和院长的关系维护好。我这些钱都是‘零凑’，无意之中积攒大了，最少的就是一二千元，最多的是一二十万。”
从量变到质变，从灰色走向黑色。正是这所谓的“潜规则”让他们深陷泥潭。说穿了，“潜规则”就是腐败的规则，是害人的规则。而陷进“潜规则”这个泥潭里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但他们仍然心驰神往，随波逐流，以“潜规则”为幌子，大肆受贿索贿。
如果说“潜规则”带来的腐败是一种传染病，那么经常出入医院行贿的药商、医疗设备商、工程建筑商，就是传播这种疾病的“毒菌”。在辽宁省查处的这些医疗行业腐败案件中，就发现有诸多商人同时向罗俊生、梁宇恒、王志铭和王旭等人行贿。他们怀揣着钱款，以“潜规则”为幌子，疯狂地腐蚀着手握权力的医院领导干部。
毛某是沈阳某医药公司原经理，2002年8月与鞍山市中心医院主管药品采购的王旭相识。从2002年10月至2006年4月，毛某通过王旭累计向鞍山市中心医院销售药品数千万元，先后送给王旭几百万元现金。从最初每月给予“回扣”几万元逐渐提升到每月十几万元，逢年过节还有额外“表示”。药品“回扣”俨然成了王旭的固定收入。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潜规则”永远无法直面阳光。近年来，国家不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对医疗行业的监管和医德医风建设，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而罗俊生等人却置这些规定于不顾，铤而走险扑向“潜规则”的陷阱，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自己，在于他们扭曲的世界观，在于他们无视党纪国法尊严，在于他们缺少抵制诱惑“病毒”的能力。那种自己出了问题反而归咎于客观环境的奇谈怪论，根本就是掩耳盗铃的借口。推动他们坠入腐败深渊的，是内心的贪欲，是长了“毒瘤”的灵魂。
4 代价沉重，失去自由和幸福悔之晚矣
自由和幸福，当拥有它的时候，往往被人忽视。当失去的时候，才会珍惜，但为时已晚。
“见信如面。至于我，目前可这样比喻，我目前正在患大病，组织上正给予会诊，此病如车祸、饮酒所致脑出血，变成植物人。诊断清楚后需继续治病。”
罗俊生在被组织立案调查期间写给妻子的信，令人唏嘘。这位昔日的青年才俊，此时最担心的就是一向柔弱的妻子能不能独立支撑起一个家。他怕妻子着急，于是委婉而形象地道出自己的“状况”。至于他所患的病，真的诊断清楚的话，应该是灵魂和思想深处长出的毒瘤，易生难去。幸福生活在他伸出贪婪的双手之时，就注定已渐渐离他远去。
当办案人员找到梁宇恒时，他竟长长地出了口气：“终于解脱了。”梁宇恒说，当越来越多的人找来，送上一笔笔钱时，自己都麻木了，不敢数究竟收了多少钱，整天提心吊胆，唯恐东窗事发。他说：“是组织挽救了我一条命。如果不是组织及时查办，我不知还要陷多深。人总是匆忙赶路，停下来认真想一想未尝不是件好事。关键自己要沉下心来，老老实实做人比啥都强，一虚一飘就到这（看守所）来了。”
冯虹写下的忏悔让人警醒。“今天，我是多么地向往自由，但是自由对我却是如此奢侈；可是昨天当我向往奢侈时，却没想到今天会失去自由。”直到失去自由，冯虹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奢侈品、豪宅，那都是身外之物，人最应该享受的就是自由。只要能还我自由，陪我80岁的老母亲安度晚年，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奢望，别的什么都没有。”
鲁迅先生说，所谓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张立洲、梁宇恒、罗俊生、王志铭、王旭、冯虹等6人，曾经事业成功、前程光明，却自己葬送了幸福生活，导演了人生悲剧。这一切，皆因贪婪迷惑了他们的心灵，把他们引入了歧途。最终的悔悟，虽姗姗来迟，但对党员干部来说，却是深深的警示。（本报记者 尹健）